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是指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以直接或间接方式，主张、参加、支持和同情抗日救亡斗争的知识分子。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他们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第一，他们无情地揭露法西斯主义的实质与罪恶，促使世人猛醒。
法西斯的本质是什么？在同法西斯主义做斗争的过程中，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法西斯的本质就是侵略。随着法西斯瘟疫的扩散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深入发展，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对法西斯本质的剖析更为深刻。正如郭沫若、茅盾、沈钧儒、陶行知等264人“致苏联科学院会员书”中所指出：法西斯“是进步与光明的死敌，是自由与幸福的死敌，是人类文化的毁灭者，是全人类的刽子手。”由此可知，法西斯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黑暗的独裁的破坏的暴虐的“瘟疫”。对于这种时行的“瘟疫”，沈钧儒斩钉截铁地指出：“第一，必须把它打倒，第二，无论到什么时候，决没有与它妥协的道理。”（《沈钧儒文集》，第456页。）
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通过多种形式向世界人民无情地暴露法西斯尤其是日本法西斯的滔天罪行。如“七·七”事变后，郭沫若、蔡元培、张伯苓、胡适、蒋梦麟、罗家伦、梅贻琦等或声明或著文，强烈谴责日本法西斯的野蛮行径。其中，郭沫若为国民政府所拟的“为日寇暴行告世界友邦军人书”的揭露最为充分。在该文中，郭沫若把日本法西斯制造的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公布于世。通过揭露，极大地激起了世人对法西斯的同仇敌忾；同时也使世人领悟到，他们的命运、利益与中国抗战息息相关，因而极大地激发了他们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欧洲各国的“援华制日”运动的高涨。尽管这种高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却与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对法西斯实质和罪恶的揭露与批判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二，他们奋力抨击流行于欧美的绥靖主义和孤立主义政策，呼吁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合战线，共同抵抗法西斯侵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以前，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日益扩大，可是在英、法、美等国的统治集团内部却为绥靖主义和孤立主义的烟云所笼罩。对这种损人利己的作法，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曾予以抨击，并致力于打破绥靖主义和孤立主义这一反法西斯障碍。
郭沫若在纪念淞沪抗战七周年时，深入剖析了绥靖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危害。他认为，英法两国的妥协外交，不仅丝毫未能避免大规模的战祸，反而更加深刻化了。“美国孤立派的活动，也同样犯着这样的错误和危险。”郭沫若指出那种“只图局部的安稳，而不顾全世界的和平，只顾少数资本家利得，而不顾全人类的福祉”的作法，其“祸害早迟也还要落在这些少数人头上的。”那么，如何才能彻底打破绥靖主义和孤立主义这一障碍？郭沫若认为，在法西斯猖獗之时，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应该紧密团结，并促进各个民主国家的团结，“以集体的力量对于侵略者加以实际的制裁”。（《郭沫若全集》第18卷，299页。）
第三，他们大力加强与世界各国文化界的联系与合作，共筑反法西斯的文化长城。
国统区抗日文化界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界的联系，可以上溯到“九·一八”事变之后。而全国抗战爆发后，这种联系与合作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其主要表现为：其一，加强了组织建设。全国抗战爆发后，不管是“文协”，还是“第三厅”、“文工会”，都先后组建了“国际问题研究组”、“国际新闻社”、“中外文艺联络社”等一系列对外机构。这些机构的建立，使国统区抗日文化界与世界各国反法西斯文化界的联系与合作得以加强。同时，国统区抗日文化机构还特别重视吸收国际反法西斯文化战士的加入。其二，国统区抗日文化界对凡属于反法西斯的重大国际行动，都一如既往地予以密切关注和坚决支持。如当德国法西斯悍然入侵苏联之时，国统区抗日文化界致电苏联“作协”，表示“要与之携手共进”。当苏联科学院全体会员发出“全世界文化界一致起来反对文化与科学最恶毒的敌人———法西斯强盗”的呼吁后，郭沫若、茅盾、沈钧儒、陶行知等240人致函表示响应。其三，国统区抗日文化界为进一步推动世界反法西斯文化运动的发展，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联系，对世界各国的反法西斯文艺作品予以大量译介。其四，国统区抗日文化界不但“输出”世界反法西斯的文艺作品，而且也向世界大量“输出”中国的抗日文艺作品，它同样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化运动的发展。
由上可知，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国统区抗日文化界与国内外反法西斯文化战士携手奋斗，并肩前进，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的战线上，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文化长城。
